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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记忆中的北大留学生

 From:对外汉语网 
我在北大生活的时间确实不短,自1955年至今整整55年——前5年是求学,后50年是执教,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研究工作,并因此与来华留学生、与对外汉语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  我在北大生活的时间确实不短,自1955年至今整整55年——前5年是求学,后50年是执教,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研究工作,并因此与来华留学生、与对外汉语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新中国的留学生教育肇始于1950年7月清华大学正式设立“东欧交换生中国语言专修班”,并于两年后成建制调整进入北京大学。怎样在最短的时期内,让留学生们尽快、尽好地掌握汉语,也成为北大中文系研究与教学的一项新课题和新任务。由于这一机缘,我在作学生求学、以及后来留校任教的不同阶段,跟许多国家留学生接触交往过。在学生时期,记得大二的时候,系里从专业课程中分出一个语言班,与我同班学习的就有两位苏联学生,当时针对来华留学生采取的是和中国学生同堂上课的方式,但是在课外有中国学生一对一地辅导他们。我的同班同学、后来成为我爱人的马真(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,毕业后留校任教,任北大现代汉语教研室教授,现已退休)就曾经辅导过一位莫斯科大学前来进修的老师。北大是外国留学生十分向往的求学之地,能够来到燕园学习,他们的积极性都很高。当时的教学中还包括很多劳动的环节,他们也与我们一同参加,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

      毕业留校任教之后,先后听过我课的留学生,包括学位生和进修生约有300多人。他们随来华时间的不同,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,我们所采取的教学与辅导方法也随之变化:文革前的留学生主要有两个来源,一部分是来自非洲、东南亚部分战后实现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,如老挝、柬埔寨、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学生,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也在其中;另外一部分是来自东欧和东北亚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,包括来自阿尔巴尼亚、罗马尼亚、蒙古、朝鲜等国的学生。就中文系来说,我们的课程不是专为留学生设计的,但是留学生也来听课,比如现代汉语语法等。到了文革初期,北大的正常教育秩序中断,留学生工作也一度陷于停滞。直至1971年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后,才开始重新招收外国学生。这段时期,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及国际关系的变化,北大留学生教育更加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,服务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和建设对高级人才的需要。我印象较深的是,1975年有一批越南学生,共20人,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后来到北大继续深造。这20人分为两班,每班10人,并由一名退伍军人带班监督他们的学习情况,其中有两名同学就因谈恋爱违反了学习纪律,而被遣返回国。他们来华首先经过本国政府的层层选拔,加上肩负着回国参加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任,所以学习十分用功,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格,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回国后也都受到重用,成为后来影响越中关系的关键人物。

      改革开放以后,留学生教育的政治色彩弱化了,来自美国、欧洲、日本和韩国的留学生大量增加。进入90年代,中文系设立了专门的外国留学生班——中国语言文学班,采取不分专业的方式进行教学。这样的好处是,过去中国同学和外国同学合上专业课,由于汉语基础不同,留学生普遍反映难度较大。鉴于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的学习内容不同、要求不同,在教法也应强调因材施教,有所区别。所以我们采取了分别教学的办法,对中国学生的课程设计侧重于研究,对外国学生的课程设计更侧重于实用。

      我在教学中认识到,由于文化和思维的差异,和中国学生相比指导留学生学习是有很大不同的。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,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,我们之间有三种关系,第一种是教学上的师生关系,我们要互相严格要求;第二种是学术上的平等关系,我主张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,平等的好处就是我们互相讲话不会有很多忌讳;第三种是生活上的朋友关系,要关心和帮助他们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,我跟留学生直接接触交往比较多;90年代之后,由于客观因素的变化,除了由我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之外,与一般听我课的留学生接触就大为减少了。原因是,在80年代中期之前,我除了上课,课后每周有两段时间(一般在晚上七点至十点)去中国同学宿舍辅导,有两段时间去外国学生那里辅导。我一般是七点至八点半点先去女同学宿舍辅导,八点半之后去男同学宿舍辅导。逐个宿舍跑。每次辅导除了就课程内容进行答疑外,也常常就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闲聊,起了增进互相了解的作用。开学后三周下来,基本上每个学生的姓名和人都能在我脑子里对上号。师生关系非常融洽,十分有利于教学。80年代后期,为确保学生安全,各学生宿舍楼增设了门卫和电子锁,外人不能随便进入学生宿舍,即使是教员辅导。这样,上述辅导机制就逐渐取消了。不过,即使这样,我跟留学生的接触一直没有断过,只是只能利用下课后的有限时间提问交谈,或相约时间在教研室见面。

      听我课的留学生,绝大多数都很认真、刻苦,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,有的甚至超过中国同学;也有少数同学贪玩,不那么用功。我不时提醒和鼓励听课的留学生说:“你们来北大学习,你们国家,你们的父母都对你们寄予厚望。你们现在听课学习,差的只是语言,你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应该跟中国同学是一样的,所以你们绝对不能以自己是留学生为由降低或放松对自己的要求,更不能虚度时光。你们有什么问题,随时都可以向我,向中国同学提出来,我们都会热情地帮助你们。”绝大多数留学生通过在北大本科或研究生的学习,不仅更好地学习、掌握了汉语,学得了相关的知识,而且也学到了北大“勤奋,严谨,求实,创新”的学风和“科学民主,兼容并包”的学术精神。在他们离校之前,多数学生都要约我合影留念,师生情谊,难以忘怀。

      现在,从北大毕业回国的留学生,相当一部分已成为他们国家政界、商界、文化教育界的要员或骨干,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与中国有关。像我所教过的1975级的朝鲜学生金成男,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国家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主席的随身翻译,八十年代起我们经常能在电视里见到他;现在从媒体了解到,他已经升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。金成男在北大学习期间,虚心好学,刻苦用功,并勤于思考,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他回国后很快为国家所重用,是在情理之中的。越南1975级(1978年毕业)18位本科生中,有三位曾先后出任越南驻中国大使馆、越南驻香港办事处的教育参赞,有三位分别出任越南教育部、商业部、外交部的高职。另有多位是自己开公司成了老总,主要从事越中贸易。新加坡90年代来我们中文系学习的本科生,有多位在新加坡教育部门工作,其中一位任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馆教育参赞。而绝大多数留学生学成回国后,成了中文教育的骨干,大多已经是中文教授或副教授,甚至成了大学中文学科的执掌者。他们肩负起了教授中文的重任,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中文人才,并让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成为中文的爱好者、学习者。

      然而,他们并不因为成了高官,成了大腕,成了中文学科的教授或执掌者就忘了北大母校,就忘了自己的师友;恰恰相反,他们时时回顾着北大的学生生涯,时时怀念着北大,怀念着北大的师友。这里我不妨说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。 1975级越南班的裴仲云在21世纪初出任越南驻华使馆教育参赞,他来北京后就亲自登门来看望我们,而后来他出任越南教育部要职后,经常来北京访问,虽来去匆匆,也常常会或在使馆,或在机场打个电话来问候。2007年9-10月间,我和爱人应邀去越南河内大学访问,1975-1978年在北大留学时的越南班同学(共18位),闻讯后就奔走相告,喜悦万分。他们还为我们制定了周密的游览计划,而且每一地都安排好了接送。在他们组织的一次欢迎宴会上(有几位不是在中文系学习的北大留学生校友也出席了),我们彼此畅叙久别之情,回忆当年在北大生活时一件件难以忘怀的趣事。当年任越南班班长的宁春山,现在是一家做中国生意的公司老总。他一再说,“中国有句古话:‘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。’你们是我们的老师,我们永远敬重你们”。席间,大家唱起了“山连山,水连水”和“北京的金山上”等越中两国歌曲,整个宴会过程气氛热烈而融洽。在胡志明市,也是1975级越南班的一位学生阮宝寿,现在已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,他特意召集公司高层领导设宴款待我们,公司职员对他都毕恭毕敬;可是我们离开胡志明市那天,他到机场为我们送行,身穿体恤衫,在机场亲自为我们推行李车。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他对老师的那种真挚的情谊。其实,不只在越南,我们在日本,在新加坡,在韩国,在泰国,在法国,在挪威,也都受到了在北大留学的校友的热情迎送和款待。他们对北大,对教过他们的老师都有着深深的思念与情谊,对中国都有着深厚的友好之情。从中让我深深地体会到,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,教授外国学生,帮助他们学习掌握好汉语,实际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无形的桥梁工程——为世界各国建造通向中国的友谊之桥“汉语桥”,同时也为我们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培养了众多的国际友好使者。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北大留学生校友,他们不只学习了中国的汉语言文字,学习了中国的文化,他们也学习了北大的学风和学术精神,他们了解中国,积极宣传中国,积极宣传北大,他们成了从事各种与中国、与北大有关的友好活动的中坚力量。

  [Editor:huangsim_483   2015/07/31/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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